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15年医改的具体措施，明确提出要推进100多个地级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放开大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达到消除以药养医、降低人为高药价、鼓励医生多在基层执业的目的。
这些措施无疑给了两个协会在医疗领域的代表新的期待，但医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利益太多，推进起来非常困难。我国医改实施6年来，从各种数据来看，取得了很多成绩，比如医疗保险全国覆盖面达到95%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逐年提高，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但在一些医药代表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医药的核心问题还没有解决——即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导致的看病贵顽疾一直存在。
韦是关心药品价格虚高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让记者佩服的是，作为一个在中医药行业备受重视的人，她放下了在商界争名夺利的游戏，把一半的精力都用在了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上。甚至几年来，她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药品价格虚高的提案，并不遗余力地跟踪督促反馈结果。
记者在广西人大代表站见到的魏女士，用这种执着又有几分独立的精神，看到了一个看似瘦弱的女人内心的顽强意志，让人肃然起敬。
她坚信，中国当前医改的首要问题是实现降低药价虚高和耗材价格虚高的目标，而要想实现“双降”，就必须有一把娴熟、纯熟的工具，只要有这把宝刀，所有积累下来的弊端和问题都会尽可能局部化。
代表魏告诉本报记者，全国人大就医改问题向全国人大提出以下三点建议:1。首先，医疗改革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前三年，医保药品、基本药物和耗材由政府指定的医保支付机构与生产厂家在数量和价格上进行谈判，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采购。只有通过数量和价格的谈判，制造商才能自愿降价。特别是对于一些进口药品，由医保支付单位谈判数量和价格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价格，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降价要有效得多，因为中国是13亿人用药的大市场，有很大的议价筹码。对于“量价”谈判中“量”的确定，她也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法:以各企业上一年度在医院的医保产品销量(或80%)为基础，要求生产企业在上一年度投标价格的基础上降价至少50%。只要采购部承诺一定的销量(一般达到上一年销量的80%)，这个谈判是可以的，因为可以保证大部分药品。但是，政府或医保支付机构可以核实上一年度医药企业的“数量”，因为我国已经对医保产品实行电子监管码，企业生产的每一盒(瓶)药品都会上传到国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数据库，所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医保药品数据清晰准确，可以统计。关键问题是，国家财政支付的医保药品和耗材的采购价格是通过国家指定的支付部门与生产企业协商确定的，降价后生产企业的利润保障需要总销量的支持，因此需要全国统筹，采购总量，分省份发货。由于缺乏总量支持，单个省级试点项目难以获得企业自愿降价，将导致实施困难。
2.将公立医院的盈利能力恢复到以前的非盈利性质。公立医院应实行收支两条线，医院员工的薪酬福利应由政府全额分配。有人可能会问，钱从哪里来？这个很好解决，可以来自药品价格和耗材价格的降低。医疗保险支付水平大幅下降。剩下的钱可以支付医院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国家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至于医院退休人员，医院可以剥离，交给社区管理。同时建议保留现有大部分三甲公立医院，实行完全的非营利性公益。少数三甲医院允许社会资本参与改革试点，允许其成为营利性医院，同时鼓励和推广医疗商业保险等。
3.之后，医疗服务的费用，如挂号费、手术费和处置费也应相应提高。当然前提是要降低药品和耗材的成本，否则患者的情况会更糟。挂号费可以纳入医保报销，且在基层医院报销比例越高。同时建立医生挂号费提成激励机制，建立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公开评价机制，作为医生的绩效评价指标，促进医生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加患者信任度，获得更多挂号费提成。
关于医生报酬的获取和激励机制的构建，魏认为，国家向医生支付同样的费用，但社会效果会以不同的方式完全不同。透明、面向患者的支付方式可以有效鼓励医院和医生不断改进服务，赢得信誉。然而，基于灰色收入的实际鼓励和医生意愿的收费，会加剧医患矛盾，成为医疗噪音的源头，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反作用力，甚至成为洒在干袁野身上的火焰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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