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湖南湘潭羊水栓塞致孕产妇死亡事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长期紧张的医患关系再次暴露在国人面前。很多网友对医生和医院的服务表示不满，仿佛目睹了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发生的一切。与此同时，一些知识精英想尽办法保护医生，指责医生有医疗问题。很多医生似乎对医患关系的改善失去了信心。
医患关系紧张，一般认为是媒体不公平报道和舆论马太效应造成的。这种现象本质上反映了医患之间信任度的下降。既然涉及到信任，我们不妨谈谈“信任”本身。“信任”主题是近几十年来人文学科的一个突出研究。“信任”一般被认为是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信任可以分为很多种。从大的层面来说，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医患之间的信任属于社会信任。与低信任社会相比，高信任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交易成本更低、人际关系更和谐、安全感更强等等。那么一个社会的信任程度是如何决定的呢？人类学、文化学和历史学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美国知名日本学者福山认为，中国社会过于依赖血缘关系建立信任，因此往往属于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但福山也承认，对这一文化范畴的解释只是补充。信任的真正来源在于制度经济学层面:重复博弈导致信任——追求长期利益的不同群体，在相互试探后，发现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从而产生信任。
因此，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非常简单。只要医生治好病人的病，然后从双方那里得到满意的报酬，这就是一个好游戏。反复多次后，医患之间就会产生信任。好处是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交易速度加快，频率增加，当然对各方都有利。然而，实际的医患博弈模型要比这复杂得多。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影响人们在重复博弈中选择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因素:一是支付功能的确定，一般与法律、制度等博弈规则有关；二是当事人的喜好，比如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度、耐心等等；第三，更重要的是信息结构，即双方对对方行动的了解。
但在医患博弈的模型中，第二、三点自然存在问题:患者对自己的病情高度重视，耐心低，而医生要面对多个患者，对单个患者的投入有限。更重要的是，医疗效果往往无法控制，一些疑难杂症或概率性现象(如羊水栓塞)难以处理，与患者的期待背道而驰。在信息不对称方面，医患之间的信息差距几乎是所有游戏组合中最大的，基本上患者只能听医生的话，无论是治疗方案还是需要的钱数。再加上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的滞后或缺失，通过反复博弈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医患之间也极难建立信任。
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想办法促进增加和改善重复游戏。常见的方法包括提高人们的医疗知识，增强医疗透明度，建立更公正的事故鉴定机构。但是，这些都是具体的手段，更好的办法是让游戏的玩家更加积极、积极地进行和完善重复的游戏，这样一来，方式就不用别人去想了，游戏的各方自然也就能想办法增强信任。
如何让游戏玩家发挥自己的作用？有研究证实，发达的社区组织(如宗教团体和商会)和大量的中介组织有助于信任的建立。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个体的生命，使得很多一次性的游戏可以组装成重复的游戏；另一方面，一个群体的形成有助于信誉的巩固，因为一旦有人破坏了群体的信誉，整个群体其他成员的信誉也受到损害，这样群体就会约束其个体行为，而如果是个体之间的博弈，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低成本，“刁蛮”行为就会大量发生。因此，培育医生组织和患者组织是增强医患重复博弈的重要方法。而且，群体之间的博弈更严重、更有规律、更权威、更有限制性。如果第三方损害了集团的声誉，集团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声誉。
举例来说，香港病人权益协会是一个运作良好的病人团体，历史悠久，声誉良好。办理了多起医疗过失案件，为患者争取赔偿和解，每年将数十起案件转介相关法人跟进。另一方面，在内地，很少有病人能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即使能够团结起来，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有秩序的组织。当大多数患者对医疗结果不满意时，只能自己想办法，出格时就会形成各种“麻烦”——自己的麻烦，家人的麻烦，甚至聘请专业的医生护士。医生虽然形成了一些专业群体，但仍然缺乏足够的精力和有序的组织形式，发出清晰明确的声音。更多情况下，医患矛盾是在政府主导的维稳思想下解决的。这种解决方案往往侧重于“顾全大局”、“消除影响”、“保持沉默”。这样一来，解决医患矛盾的成本非常高，对重复博弈的示范作用很小。
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和不发达，使得人们难以有序地表达不满，从而错过了良性重复博弈、建立不同人群之间信任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反复博弈，使得我国商业领域的社会信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之下，其他领域的社会信任度还处于较低水平，有时候老人摔倒在街上，人们都不敢帮忙，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