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医疗事故过失犯罪的判决来看，李案近期报道的几起医疗事故犯罪的发生，反映了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
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医生康拉德·默里被判过失杀人罪。定罪的原因是他知道异丙酚的危险，只有在有监控措施的医院才允许注射异丙酚，但他仍然在杰克逊家中被注射了这种药物。医疗事故与此完全不同。
美国医学法律协会成员、著名医疗事故法律顾问杰弗里·西格尔博士讲述了两者的区别。作为一名读者和曾经的中国医生，作者必然会关注中国的医疗现状。通过不断的阅读和与老同学的交流，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中国医生的难处，患者的难处，以及他们之间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
近期，多起报道的医疗事故犯罪事件反映了我国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患者开始寻找医院之外的另一个维权平台，即司法渠道。这一新形势对国家司法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个人同意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卫生法律部主任王悦的观点。他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平衡医患双方的权利和风险，合理区分医疗事故的刑事和民事性质，既能为患者维权搭建理性平台，又能保护医生的合法利益。
针对中国福建李案，美国妇产科医生刘子涛曾提到，74%的美国妇产科医生在45岁之前至少会被患者起诉一次，并进一步详细介绍了美国医疗事故的处理流程，可供大家参考。
那么如何进一步区分医疗事故罪和医疗过失罪呢？我咨询了医疗事故权威法律顾问Jeffrey Segal博士(注:Jeffrey Segal博士是医学博士、法学博士、美国执业神经外科医生、美国外科医生协会会员、美国医学法律协会会员)。西格尔博士发了一篇文章，为了方便中国读者，我做了简短的翻译。而原文翻译如下:
医疗事故与过失犯罪的区别。
医务人员在通常意义上的职业过失，我们称之为医疗事故，是指治疗过程中偏离了公认的医疗措施和理性谨慎的医生在同等情况下采取的规范治疗方案，但他没有伤害患者的主观意图。
医疗领域的过失犯罪虽然与医疗事故相同，行为人主观上并无伤害患者的故意，但如果在法律上认定医生在考虑患者人身安全时过于鲁莽，即使极有可能造成损害仍坚持继续治疗，这种对已知风险的漠视将升级为默示(犯罪)故意，构成过失犯罪。
换句话说，医疗事故是医生在抢救病人过程中犯下的错误，但过失犯罪是指医生的行为表现出对病人安全的漠视，任何理性的医生都会知道这种行为具有内在的风险。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医疗事故是指医生没有意识到他/她的治疗会对病人造成伤害，但实际上他们觉得自己当时的治疗是合理的。但是，在过失犯罪的情况下，医生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继续目前的措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但他们仍然肆无忌惮地行事。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可以说明后一点: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医生康拉德·默里被判过失杀人罪。定罪的原因是他知道异丙酚的危险，只有在有监控措施的医院才允许注射异丙酚，但他仍然在杰克逊家中被注射了这种药物。此外，他没有能力在医疗设备不足的情况下抢救家中复苏的病人。
相反，一个医生两次误诊同一个孩子，判断实际得败血症的孩子只是脱水。最终，他的二级谋杀指控没有成立，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孩子有多严重，所以他糟糕的医疗诊断实际上免除了他的法律责任。他对孩子的治疗是不恰当的，但不是鲁莽的，因为他从未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根据上述标准来判断一个医生是否犯罪是极其罕见的。医疗事故的定性分析不能因为司法介入而进一步升级，因为这些荒谬的医疗案件只能称之为与医学挂钩，而实际上是没有治疗的。
结论:医生过失犯罪与医疗事故有本质区别。虽然没有伤害患者的主观故意，但在过失犯罪中，医生对患者的安全无所顾忌，体现了隐含的故意。
我查阅了中国刑法第335条关于医疗事故罪主观描述的相关文献，发现内容与西格尔博士的短文一致。
以下文字摘自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医疗事故争议与法律处理》一书:
本罪在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所谓过失，是指由于自己的过失没有预见到，或者自己已经预见到，轻信能够避免，从而导致这样的后果，所以应该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心理态度。
中美解释一致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的严重过失，导致根据自身能力可以预见或已经预见的社会危害，是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决定性因素。
人类疾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表现出这一特点，即使是有经验的医生也有可能出错。因此，在处理医疗事故时，绝对不能以“入罪”来评判医生。
长此以往，医患关系不会得到改善。正是因为医疗行业的复杂性，当医患双方对医学会的医疗鉴定结论各执一词，医疗事故无法定案，需要司法介入时，法院是否应该再次给予机会，允许双方聘请自己的医疗专家，为法院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专业讨论，让审判长和法官对医疗事故有更全面、透彻的了解和分析，最终做出公正的判决？
(作者系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医生，新英格兰视光研究所助理教授。)
(原标题:美国医疗事故过失判断中的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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