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梁启超因泌尿系出血住进协和医院，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坏肾”。当时中国人还怕手术，梁启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但梁启超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术。
梁启超是社会名人，为他做过手术。协和医学院不敢懈怠。他特别任命协和医学院著名外科教授刘瑞恒为外科医生。刘的副手也是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但是手术室的护士在用碘酒标注手术位置的时候，却把本该标注的左肾标注为右肾。在刘瑞恒手术前，他没有仔细检查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所以切除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手术后，协和医院发现医疗事故，但医院认为“协和的名声”并将其视为“绝密”，并保持沉默。
更不可思议的是梁启超的态度。对于这起“医疗事故”，无论是公众还是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医院有责任“闹事”，但梁启超一直为协和医院辩护。1926年6月2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说:“根据当时的观点，罪行在右肾，没有可疑之处。当时，除了专家，很难知道是否有可能把人留在剑下。但是右肾有问题，大概不可疑。我觉得说是孟浪医生是不对的……”如果这段话是“合理”的，有根据的，那么下面的解释纯粹是谎言:“出院后，直到今天，我继续服用康科德的药。虽然我的病还不清楚，但比手术前好多了。我想如果真的能抛弃百事可乐，我肯定会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会完全恢复。至于其他疾病，根本没有。虽然经过一次大手术，因为医生的高超技术，我的体质原本就很强壮。切除10天后，我的精神和往常一样，现在我越来越强了。”
事实上，手术后，梁启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所谓的“越来越健康”根本就是谎言。在媒体上写文章为协和辩护时，梁启超私下对家人说:“这个手术真的没有必要”，“手术是协和的，是错误的。”梁启超明知自己的错误，为什么还要为协和医院辩护，甚至为此撒谎？
原来，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比较中西医学优劣的文章，高度赞扬了西医，认为西医“重吸收学生之道，治疾病之道，而重整体，而重化学，而重植物学，而重道路，而重居所，而重食量，而重寒衣热服之标。”...所有学校都有及格课，而且都很卫生”。基于这种想法，他在生病时拒绝了中医治疗。似乎是梁启超为协和医院辩护，担心说真话会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把国家前途放在人身安全之上的做法，把自己信奉的“主义”放在健康和生命之上的感情，自然是值得尊敬的。可悲的是，梁启超极力辩护的协和医院，始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1929年1月1日9时，梁启超逝世。在纪念梁启超的同时，人们再次质疑“割腰手术”是“医疗事故”。然而，面对人们的怀疑，协和医院保持沉默。据说直到1 970年梁思成先生住进协和医院，他才从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父亲梁启超早逝的真相。
就如何处理医疗事故而言，梁启超的做法并不好，真相就是真相，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用掩盖真相来赢得，用谎言来维护，无论多么用心良苦。
(郑连根，2007年《一起走》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