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深圳11家市属公立医院累计医疗欠费8157万元，欠费人数超过8000人。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欠费，还有社保和保险公司。巨额欠款已经成为医护人员和医院心中的痛。
医院是“道德冲突”最严重的地方，具体表现为个人与单位之间的道德冲突。医务人员遵循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有“拯救生命”的先天道德责任。“免于倾家荡产”违背医德，而医院则负有财务平衡运营的责任，“死而无钱”符合行业运营的一般原则。医院一旦将财务平衡的责任转嫁给特定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就会陷入多重困境，医生既是医务人员，又是讨债人。公立医院会因为社会认可的公益而陷入这样的道德冲突。
任何医院都有收不到医疗欠费的经营风险。当这种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时，不会破坏医院的财务平衡。但当风险远超其承载能力时，医院将面临“破产”的压力，其日常维护也会受到影响，从而降低医疗质量。也就是说，欠款达到一定水平后，医院的风险会转化为社会风险，社会、医院和患者将面临“三亏”的困境。
如果困境是社会性的，就需要社会力量来解决。社会化的力量包括医院、政府、社会和个人。在目前不可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现实下，过多谈财政买单是没有意义的。
当务之急是建立“债权让与”机制。由于医院缺乏向患者索债的专业能力，以及“先治病，后付费”的高调道德，可能最终会有人得到空。入院时说没钱，治好后就跑了，留下一捆钞票。对于讨债能力远不如手术刀技术的医生来说，离开医务所，向老百姓讨债，不仅是职业上的浪费，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医院的非医疗负债必须打包出售给另一家专门机构，由该机构代为执行债权。该机构可以集中专业力量起诉恶意逃废债者，向医保单位追偿医疗赔偿，向有社会救助义务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政府民政基金等申请专业救助。
非医疗事故的债务离开医院转到专业机构后，一切都不顺利。当专业机构实现债权的商业可能性较低时，他们不会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只有当社会上出现债务人的多重替代品时，这种商业可能性才会变得更多。因此，下一步是如何创造足够的社会替代债务人。
根据海外经验，该协会有一个暴力侵权受害者基金，受害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赔偿，医疗部门也可以获得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此外，许多国家都有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有利于限制那些恶意逃避债务的人，使他们最终在制度的引导下自觉选择支付医疗欠款，并认为这样的选择利大于弊。当然，最终的解决办法在于不断丰富医保，减少看病的痛苦和欠费的可能。(和景俊)
(原标题:点评:建立救死扶伤医疗欠费消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