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妇产医院产房工作经历的感受与思考。
作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刘震。
7月17日，我在北京妇产医院产房做了7个小时的助产士助理。这是北京最繁忙的产房，一个月内有600多个孩子出生。在最忙的时候，6名助产士在晚上8点到早上8点的夜班中接生了26个孩子。
我的经验是白天(自然分娩往往发生在晚上)，产妇不多，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学习和交流。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却让我收获良多，感到震撼。
首先是对助产士工作内容的理解。医学界大谈“金眼银术，最苦最累妇产科”，可见产科工作的艰辛。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疗的要求和生产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对助产的要求越来越高，助产士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多。在平均10小时的等待和分娩时间内，除了正常的医疗技术服务和分娩工作外，还要对产妇进行大量的说服鼓励、情绪疏导和包括按摩在内的非医疗镇痛辅助。这里有10多种手持按摩器，都是各地的助产士自己收集的。他们说:“有时候，换个按摩器会让女性感觉舒服很多。
其次，医务工作者的精神面貌深深鼓舞了它。这是一个不分昼夜的工作组。每天，一艘白色班轮去下一个夜班，而且有时差。但是他们的精神面貌一点也不累。医疗工作是一个技术发展很快的行业，需要随时更新知识，这里也是一样。不同的是，没有特别的时间学习，所以他们都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刚下夜班的队伍马上利用早上休息时间去参加培训班，然后下课回家。在工作站巡逻喝水的时候，我迅速扫了一眼厚厚的大本子，画了两行；医生一给产妇断水，回到工作站，几个助产士就围在一起讨论这项措施的医疗必要性& hellip& hellip很难想象，在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下，我们还能保持如此浓厚的学习氛围，而不亲眼所见。“他们都在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比其他人更有联系，在技术上比其他人更好，并且比其他人有更少的副作用，”他们说。
同时，这段经历也让我对医患之间的互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产房面对的是一个需要经历可以达到人类承受极限的十级疼痛的女性，很多人都处于理性崩溃和失控的边缘。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产妇的情绪，保证最后的分娩是极具挑战性的。“我受不了，给我剪掉”，这是阵痛发生时最常听到的话语。助产士为此要准备好几张脸，然后轻声说话，温柔地攻击:“好痛，要不怎么说妈妈伟大& hellip& hellip”过了一会儿，我不得不板着脸切断退路:“没有这个选项，我从来没有因为痛苦而无法忍受修改& hellip& hellip”。根据产妇随时的情绪变化，调整不同的激励方式，产妇。
事实上，他们一步步坚持这样的“教训哄骗”。“一味哄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本身比较娇弱的年轻女性。有时候，他们越哄她，越觉得委屈，越没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他们说。
中午，我们聊了一些社会上对产科的偏见。比如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降低风险，我们都鼓励剖腹产，但这种说法不公平。我国助产士在人口中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剖腹产率高的根源在于专业助产士极度短缺，但人们常说“医院逐利”“医生爱钱”。另一个例子是自然分娩中的侧切率。现在普遍认为顺产需要侧切，很多女性甚至因此拒绝顺产。但事实上，至少在北京妇产医院，通过改进助产技术，自然分娩的侧切率已经控制在20%以下——“我们一直在紧跟国际产科技术和理念的最先进发展，并不断应用于实践”，他们说。另一个例子是自然分娩中的侧切率。现在普遍认为顺产需要侧切，很多女性甚至因此拒绝顺产。但事实上，至少在北京妇产医院，通过改进助产技术，自然分娩的侧切率已经控制在20%以下。他们说:“许多对我们产科的偏见已经过时，我们目前的助产技术一直走在国际产科技术和理念发展的前沿。
在体验活动中，通过与医务工作者的现场交流和与妇产医院党委副书记任静、党办主任程红艳、宣传部部长魏超的工作后小范围座谈，广泛征求医院和医务人员对我们舆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结合自己作为媒体工作者对当前围绕医疗卫生工作的舆论生态的思考，形成了以下几点体会:
1.医疗工作本身就是一项为人民服务的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目前，我国医疗投入有限，医疗资源短缺，发展不平衡，人民群众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医务工作者的整体工作环境和待遇条件比较艰苦，应该得到舆论的支持。
2.医患关系紧张，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救助制度不畅。
甚至是医学本身发展局限性等根本性问题的集中体现。一线医务工作者往往是患者和公众发泄不满的对象。舆论工作者对此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3.宣传不仅仅是新闻媒体的任务，新闻受自身行业的限制，往往关注突发的、耸人听闻的事件。要长期推动公众对医疗工作的认可，应该采取更多的形式，比如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这些形式更具感染力和有效性。
4.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开展的“见面守护”活动，以专业体验的形式沟通医患关系，效果非常好。建议可以在宣传文化工作者、青年大学生、青少年中以不同形式进行推广，从多方面促进公众对医疗工作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