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客观上带动了以编辑和收发信息为主要任务的新闻行业的不断壮大。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越来越离不开新闻机构的健康发展，这使得记者成为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职业群体。目前我国职业群体多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但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从事繁重的工作，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经济多方面的压力。重要的是他们服务于整个社会人群，每个人都与新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可能成为媒体人员的服务对象。因此，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自身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也关系到整个社会新闻行业的长远发展。
世界的发展趋势证明，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地震、饥荒、病菌或癌症，而是人类自己。在知识经济时代，快节奏、高风险、高竞争、高压力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成功的机会和成名的可能，还有更多无法回避的心理负担和挑战。后工业社会的现代性越来越突出。近年来，媒体从业人员抑郁甚至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这让人们不得不更加关注媒体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媒体从业者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机制，希望能找到其根源，为解决问题、促进媒体自身健康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有益借鉴。
1.文化哲学:“人”生命价值的回归与提升。
目前，文化哲学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显学。遗憾的是，由于其理论边界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具体明确的结论，文化哲学研究领域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总的来说，从学科分类来看，文化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从哲学的角度探索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构建对人类文化活动的一般反思的哲学理论。因此，研究文化哲学，或者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分析其他社会问题，首先要从分析文化和人类文化实践入手。
1.文化及其本质。
一般来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结果，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它相对于有形的物质而言，排斥人类的物质创造活动及其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又称大文化，关注的是人类卓立和动物的独特生存方式，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象征性存在，即人类实践烙下的客观存在。
人类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包括两大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强调“有文化”，认为文化是国家统治和影响臣民的手段或正确方式。无论是普通社会，还是人本身，都融入了“有文化”的痕迹。相反，西方文化更倾向于自然的人性化，强调“文化客体”，改造自然，以发展和提高人自身的需求。也许正是因为观念的不同，因为它的向外投射，西方文化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发展出了璀璨先进的自然科学文化，而东方文明则因为它的向内投射，注重人的修养，产生了非常完整的伦理文化。但是，无论是注重“文化育人”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强调“人化自然”的西方文明，文化的根本精神都是共通的，即“人化”，是“为人性而活的独特方式”。①这种“人化”根植于自发的文化模式或自觉的文化精神，在于人们的各种实践、主体意识活动和各个层次的整体文明，而不仅仅是制约。
2.文化哲学的产生及其内涵。
文化哲学是无限的，很难解决关键问题，所以今天还没有定论。但笔者认为，如果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厘清文化哲学的社会基础、时代背景和衍生过程，或许能够为更清晰地研究这一学科及其具体规定提供建设性的启示和思考。
在现代话语体系中，“哲学的终结”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热点话题。“在后现代主义一系列对立中心的冲击下，否定本质、消解结构，‘哲学消亡’的理论似乎让人束手无策。事实上，现代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哲学正面临着另一场巨大的哲学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哲学面临着失去传统哲学的三大研究对象: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和灵魂(精神世界)。”②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通过理性主义和主体性的洗礼，彻底将人从上帝和神性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继承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衣钵，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人的精神自由和价值追求，升起了理性之光，驱散了现实社会中专制主义的流毒影响。理性主义战胜了上帝的巨大力量，让上帝在哲学世界的领地越来越小。19世纪，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三大发现的问世和工艺流程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越来越多的食物被直接从自然物中取出或加工转化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宣告了自然科学中哲学神秘研究的破产，传统哲学的生存路径再次被挤压。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冯特倡导的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实验室的建立，使心理学开始脱离哲学的统治，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人们开始用实验的方法代替哲学思辨的方法来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逐渐将灵魂从哲学研究对象中分离出来。这导致哲学空的存在越来越狭隘，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它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范式的结合，使这种危机及其自身的局限性——追求严格的理性逻辑、绝对真理和普遍规律，脱离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忽视人的存在价值，剥夺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用自然科学的普遍方法建构自己的哲学机制——成为可能。